從“溯遠古而蘊淵博,泥條盤而鑄彩陶”的彩陶壺,到“我姑酌彼金罍,維以永懷”的青銅壺。從“九秋風露越窯開,奪得千峰翠色來”的瓷器壺,到“小石冷泉留早味,紫泥新品泛春華”的紫砂壺。壺作為人文非遺,正是我們的先民前賢對生活品質化的彰顯,對審美物態化的追求,對器皿情致化的呈現??梢灾v是對“詩意地棲居”的芳華再現。

壺中日月,器融春秋。紫甌乾坤,瓷耀九州。長亭外,古道邊,往事被相約相守的記憶所喚醒。宮闕中、樓臺間,韶光被雨絲風片的流轉所牽掛。滿庭芳,玉樓春,思緒被星辰大海的交替所驚艷。壺,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容器,在漫長的歲月中,演繹著詩和遠方。

4000多年前的馬家窯彩陶壺,折射出原始先民的生活情趣;唐代法門寺中高貴的秘色瓷壺,代表“壺中日月在胸襟”的史詩吟唱

壺,《說文》中莊重地解讀謂:“昆吾圓器也。”從彩陶、青銅、青瓷至紫砂,壺正演繹著我們民族的生活形態、思想情趣與審美歷程。

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彩陶壺到馬家窯彩陶壺來看,我們的原始先民已將繪畫、裝飾、雕塑、造型、契刻等集于一體,內蘊著他們的生活形態、社會生態及原始圖騰心態。如馬家窯神人紋彩陶壺,器形豐滿圓潤,造型雋秀豐麗,裝飾簡潔明快,已折射出原始先民盎然的生活情趣和獨特的思想情感。奴隸社會的商周文化藝術,以青銅器為典范,由此開創了一個輝煌的青銅時代。而青銅器壺則凝聚著那個時代的生活風情、審美風采及社會風貌。如青銅瓠壺,以鳥作蓋,下承圈足。整體造型相當生動,長頸,溜肩,鼓腹,平底。蓋面飾龍紋,頸部飾幾何云雷紋,腹部飾蟠虺紋。工藝精湛,紋飾精美,雕刻精到,使之在實用功能外,亦有很高的審美價值,郭沫若在《彝器形象學試探》中給予了高度評價。秦漢時期的制陶工藝,也以大量的日用器皿為主,但生活中的美學意識,依然風動藝苑。如洛陽出土的《漢彩繪龍虎陶壺》,器形圓渾豐茂,紋飾簡約優美,色彩明快質樸,特別是壺身紋飾施以紅色,與整體的壺色形成鮮明的對照,已可見色釉彩陶的特征。陶器發展到東漢,有些地區已出現了青瓷,如浙江上虞的龍窯青窯就十分著名,由陶向瓷的發展,是中國陶瓷史上的歷史性轉折。

傳遞著春秋的交替,迎接著時光的陶冶,展示著工藝的升華。據《陶錄》載:“陶至唐而盛。”也就是說陶器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,更趨于從實用性提升到審美化,從器具性推進到品質化,從技術性演變為藝術化,從而出現了“至唐而始有窯名”的工藝新標桿。從此,無論在江南的杏花春雨里、小橋流水邊,還是在北國的鐵馬金戈間、邊關要塞中,從王維的“新豐美酒斗十千,咸陽游俠多少年”、杜甫的“白日放歌須從酒,青春作伴好還鄉”到李白的“花間一壺酒,獨酌無相親”、白居易的“壺酒朋情治,琴歌野興閑”。唐詩在酒壺的洇潤中,發酵得更加浪漫旖麗而豪放激越,而詩人們手中的那把造型別致、釉色清雅的“皮囊式茶沫壺”,正是產自浙江紹興東部的越窯。當時被大唐人尊為“諸窯之冠”的越窯青瓷,工藝考究,釉色溫瑩,器形精美,質地堅硬,叩聲清脆。詩人徐夤以詩贊曰:“巧剜明月染春水,輕旋薄冰盛綠云。古鏡破苔當席上,嫩荷涵露別江潰。”又如長沙窯的“鳳凰紋執壺”,器形大方而端莊,筒狀壺身粗而長頸,腹圓流短而柄曲,充滿了力度氣勢。壺身罩以溫醇的青釉,青中閃黃,透著華貴。壺腹用褐綠彩繪飛鳳,線條瑰麗流暢,形神靈動秀美。難怪“一為遷客去長沙”的李白見此酒壺,觸到內心深處的鄉愁。唯其如此,窯的冠名,具有了美就是生活的里程碑意義。而皇家寺院法門寺中高貴的“唐秘色瓷壺”,則代表著“壺中日月在胸襟”的史詩吟唱。

茶香清幽拂郁,琴音婉約低回,桂樹含金迎秋,一位紅衣貴婦正在撥弦彈琴,二位貴婦則在靜賞聆聽,侍女二個則恭敬地奉茶以待。貴婦們衣著華貴艷麗,體態肥腴綽約,面容飽滿豐麗,鬢發盛美如云。而侍女所持的茶具亦相當精致,這就是被稱為“示現相儀,傳諸心匠”的唐代大畫家周昉的《調琴綴茗圖》,如此典雅精致的場景,反映的卻是宮怨主題,體現了生活對藝術的青睞,凸顯了審美對生命的呵護,構成了盛唐景象中令人回眸的一幕。而可以與之相對應、相媲美的則是南唐畫院待詔顧閎中的傳世名作《韓熙載夜宴圖》。我們可以無暇顧及韓府整個豪華夜宴的五大場景,從宴飲開始、彈奏琵琶、舞蹈擊鼓到更衣聽樂等。也可以忽略不計夜宴賓客不同的眼神心態與形體動作,從主人韓氏、新科狀元、教坊副使、太常博士到明德和尚、門生舒雅、樂女舞伎乃至寵妓弱蘭等。僅就第一場景中長案上的那二把精美的《唐青釉執壺》,就顯得氣派非凡,器宇軒昂而活色生香,構成了藝術對生活的美化,詮釋了精神對審美的解讀。因此,唐詩僧皎然是對此如癡如醉,在《飲茶歌誚崔石使君》中唱道:“素瓷雪色縹沫香,何似諸仙瓊蕊漿。”

北宋蘇東坡上演“松風竹爐,提壺相呼”的人間喜劇,由此發明造型靈動雋美、便于實用攜帶的東坡提梁壺

“良辰美景奈何天,賞心樂事誰家院?”而“瓷都”景德鎮的“影青瓷酒壺”,則在窗紗微微亮的明軒中天青色等煙雨,涵蘊著溫馨的似水流年,傾訴著傳世的夢回臨安。生活,對于“明月幾時有,把酒問青天”的宋一代文豪蘇東坡來講,似乎沒有更多的恩寵、更大的呵護、更好的憧憬,但他卻最懂、也最熱愛生活??梢灾v他是千百年來,生活藝術化,藝術生活化的集大成者。從政四十年,他竟被貶被謫三十又三年,這漫長的日子怎么過?一言以蔽之,審美地生,藝術地活。當蘇東坡又一次被流放至宜興蜀山下的鳳凰村時,見此地有供奉朝廷的“唐貢茶”,又有天下名水金沙泉,更有典雅溫淳的紫砂壺,頓感“人間有味是清歡”,“從來佳茗似佳人”。他悲劇性的人生一下子灑滿了陽光。于是,他時常在松林之下,清泉之旁,和好友們烹茶品茗、吟詩唱詞,上演了“松風竹爐,提壺相呼”的人間喜劇,由此發明了造型靈動雋美、便于實用攜帶的東坡提梁壺。為此,他在《試院煎茶》詩中得意地云:“蟹眼已過生魚眼,颼颼欲作松風鳴,蒙茸出磨細珠落,眩轉繞甌飛雪輕。”是呵,大學士一生癡絕,無悔人生。從此在宜興(舊稱陽羨),無論是童叟婦孺都在唱著“世間金玉何足珍,且如陽羨山間一丸土”的歌謠,這個土就是美麗的紫砂五色土。

歷史地看:紫砂壺濫觴于北宋。那個倡導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范仲淹也有詩贊曰:“黃金碾畔綠塵飛,碧玉甌心雪濤起。”但當時的壺大都是用于烹煮的大壺,直至明代正德年間,宜興金沙寺中有老僧制壺小巧,手捏成型,形態可愛。后有吳頤山家的小書僮供春隨主人在寺中讀書,閑時跟老僧學制壺,心靈手巧的供春從寺中古銀杏的樹干節癭中得到啟發,捏制成了一把惟妙惟肖、頗有滄桑感的樹癭壺,從而聲譽鵲起,有“供春之壺,勝于金玉”之說。從此正式標志著紫砂壺由大壺轉向小壺,由實用之物走向藝兼眾美?!蛾柫w名陶錄》稱供春壺是“如古金鐵,敦厐周正,允稱神明。”

不經意間,那個風云際會的萬歷年來到了,以時大彬、李仲芳、徐友泉為代表的第一次紫砂壺藝高峰出現了。時大彬是嘉靖年間崛起的紫砂四大名家之一時朋之子,他有著良好的文化修養和深厚的藝術造詣,特別是他游太倉時與大儒陳繼儒及大畫家王時敏在景色旖旎、山明水秀的南園品茗論壺后,文心雕龍,壺藝大進,從此以文人理念融入設計構想,壺形趨于精湛,壺式趨于造型,壺款趨于詩化,由此真正確立了名家紫砂壺式的價值體系與流派譜系?!兑伺d瓷壺記》評時大彬曰:“為人敦雅古穆,壺如之,波瀾安閑,令人起敬。”他的襥印壺、僧帽壺、玉蘭花瓣壺,獨具匠心,美侖美奐,被稱為“天下美器”。

康熙年間,陳鳴遠以金蟾三友束柴壺成就壺藝史上標桿之作;嘉慶道光年間,將書法、篆刻、詩文匯于一壺的“曼生十八式”,開啟文人壺的黃金時代

光華潛蘊、珠圓玉潤的紫砂壺,氤氳著歲月的精華,涵養著生活的詩意,收藏著審美的心語。在壺都宜興崎嶇的山道上,雨后初霽,蒼翠染目,一樵夫正背著一捆剛砍下的木柴蹣跚而行,隨其身后的陳鳴遠觀望著那些被風雨磨礪的斑斑駁駁的樹干,皴溝縱橫,極富滄桑感。而有些木柴上還有著大小不一的蛀洞,有一只小蟾還不舍離去,散發出盎然的生命氣息。正在為找不到新的壺形而踏山賞景解悶的陳鳴遠眼前驀然一亮,這不就是很好的壺形題材嗎?就這樣壺藝史上的花貨標桿之作《金蟾三友束柴壺》便誕生了。被尊為“紫砂才子”的陳鳴遠,崛起于清康熙年間,擅長雕塑造型及創新設計,書法亦有晉唐筆意,他的壺藝風格儒雅雍容,銘文雋永詩化,工藝精細獨到,從皇宮到民間都被珍藏,蜚聲海內外。

月色傾城中茶香流芳,壺中菩提間紫砂含情。由此可見,作為實用器皿的紫砂壺,越是發展到后來,越是內蘊者精神的寄托與藝術的承載,藏魂隱魄而境生象外。在清嘉慶、道光年間,一代大師陳曼生結緣于壺,他是著名的“西泠八家”之一,工于詩文,精于篆刻,擅長書畫,喜好鑒藏等,而對于紫砂壺,更是情有獨鐘。他在溧陽任知縣時,一有空閑他便去相鄰的宜興丁蜀與壺師楊彭年一起調弄紫砂,研制茗壺,創立了名聞遐邇的“曼生十八式”,由此開啟了中國紫砂壺史上的文人壺期。曼生壺最大的特征就是將生活化寓藝術性之中,將實用性融審美化之內,并將書法、篆刻、詩文匯于一壺,壺型簡約別致,壺式質樸古逸,壺銘哲理禪機,氣韻高邁雅逸,是謂“方非一式,圓非一相,蔚為壯觀。”

在那茗香清遠、壺韻如詩的“曼生時代”后,在紫砂藝苑的三生石上,一把邵大亨的《掇只壺》似臨水照花,盡得風流。據說當代制壺泰斗顧景舟最后一次的上海之行,就是為了再看一眼這把大亨壺,這是大師向大師的問候?還是向經典的致敬?不必去解讀,這是心有靈犀,更是一代大匠的境界。大亨天才早熟,成名甚早。其壺藝格古韻清而氣度超凡,器形雄健而大氣磅礴,在當時就有“一壺千金,幾不可得”之貴。他不流時俗,生性孤傲,藐視權貴,是人品、壺品并重的紫砂巨擘。大亨壺那渾樸紅潤的包漿在時光的滋潤下,至今蕩漾著一代宗師的大匠之風與高貴之氣。

只要生活在,壺總是攜帶著年輪的牽掛,相守著歲月的從容,靜待著“春花秋月何時了?往事知多少。”有“江海之通津,東南之都會”的上海,亦有下海,就是如今的虹口提籃橋一帶。當時那里有個下海廟,香火鼎盛,信眾云集。不少善男信女提著香火籃過橋,故稱提籃橋。廟中的方丈為了紀念名剎,專門請了壺師陳光明制作了《缽盂提梁壺》,以作鎮廟之寶。其壺形就取自僧人日常使用的缽盂,壺腹上刻有形似蝌蚪的岣嶁文,彌散出古樸渾穆之氣。那微翹的流口,至今似在波瀾不驚地訴說著那漸行漸遠的海上舊夢。

浪淘曙色而白云出岫,海納百川而有容乃大。上海開埠后,特別是到了清末民初之后,隨著經濟的繁榮、商貿的發展、市井的實用、收藏的需求等因素,促成了上海對紫砂壺的大批量需求。當時上海的樓堂館所、街邊路口茶館遍布,大都使用宜興紫砂壺,這還是屬于實用性的。而上海的金融界、商貿界乃至書畫界、戲劇界、收藏界則對名家壺則十分青睞。于是如陳光明、蔣彥亭、裴石民、程壽珍、王寅春、范大生、朱可心、顧景舟、蔣蓉等宜興名家云集黃浦江畔,使紫砂壺制作呈現了規模性、系列化、精品化。上海同時亦開出了葛得和、鐵畫軒、利永、吳德盛這樣的大壺莊,并將紫砂遠銷東南亞及歐美。1915年,在美國舊金山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,程壽珍的掇球壺、范大生的柿子壺雙雙問鼎頭等獎。此后,多位壺藝家在歐美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獲獎,由此使海派紫砂壺走向國際化,從而開啟了中國紫砂壺史上的又一次高峰。

值得一提的是:有“當代時大彬”之稱的顧景舟亦成名于上海,如他的《雙線竹鼓套壺》制作于1947年,其時他32歲,雖然剛崛起于名家大師林立的紫砂界,但已經以深厚的功力、獨特的造詣、高超的技藝令人刮目相看,并和吳湖帆、唐云、江寒汀等海派書畫名家合作制壺,使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得到了完美的呈現。其時,在上海的一些書畫界、金融界、收藏界等人士的家中博古架或案頭上,常安放著一些古樸秀逸、雍容華潤的名家紫砂壺,這已成為一種品質生活的海上風景,蘊含著都市人文時尚的風雅。誠如曼生壺銘所言:“注之丹泉,飲之延年。”

標簽: 非遺 器皿 紫砂壺